君主用它来治国，将军用它来带兵，文人们用它来搞文艺创作，经理们用它来办企业，甚至父辈用它来教子孙。
这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情。不过人们可以看到, 两种进路都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一种被古代儒学严重限制了价值视野与问题设置的儒学建构, 就势必成为一种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悖谬产物。在这篇文章里, 李泽厚只有三段话论及这一主张。他认定, 当代新儒学只有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 才能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从而完成自己的现代发展。后来蒋庆在应对各种批评的情况下, 对政治儒学进行的修正性表述, 好些已经丧失了他原本立场的鲜明性, 变得模糊、含混起来。所以他冒着双失的风险言说的政治儒学, 并不是因应于中国的现代变迁提出的儒学论说, 而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偏好的一己表述。
这不是说梁涛滑稽, 而是说这个理想滑稽:仰望星空得务虚, 脚踏实地要务实, 又虚又实, 那是人绝对不可能同时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是两条难以兼得的实践路径。人们会觉得蒋庆的修正性观点才是更准确反映他政治儒学主张的说辞, 岂不知那是蒋庆面对批评时的一种事后矫正, 反而不能作为论述他政治儒学立场的首要论据。当然在郑玄的注里也有类似的意思。
这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这是风向性的，皇帝赐《中庸》，当然士子都要学习《中庸》。既然不像是孔子的话，这个作品的作者应该就不是子思。所以，中庸也就是用中。
那么《尚书·大禹谟》，后人认为这一篇为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不是《尚书》的原本，可能是后人根据一些残留的片段，把它编成的。朱熹的朋友石墪，重写过《中庸辑略》，朱熹本身也参与了一些《中庸辑略》完善的工作。
在《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中庸说》二篇。从四书入手，直接可以学习到精华，就可以吃熟饭，而不是拿一大盆谷子，要去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才能吃上熟饭。[3]欧阳修《问进士策》（三），载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吏商》，他说君子有二道： 一个是诚而明，一个是明而诚，认为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你要想用利益去劝说他，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常就是不变的，常常、经常、常理，中和可常行之德也[10]。比如说执中，到了后来，大家更多地把它表达为执两用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发展。这就把《礼记》提高到与《周礼》、《仪礼》同等的地位。执中是从尧舜禹到汤，都已经非常重视的一个观念。
他的《中庸讲疏》，从一定角度来讲，比戴颙为《中庸》作传注更有意义。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他前后，也有些人很熟悉《中庸》。
但是仁宗赐《中庸》出于什么目的？这个恐怕跟张载，包括程颐等理学家讲的《中庸》有所不同。[19]像郑玄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文献学家，他怎么能够穷究性命之学呢？所以他对于《中庸》的理解，他对《中庸》的把握，转到了性命之说，应该说是深入了一步。
[18]《中庸解第一》，《全宋文》第18册，卷772，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623页。李翱不仅在《复性书》中贯彻发挥了中庸思想，他还专门写过《中庸疏》一卷。北宋思想家、文学家欧阳修，他从内容开始提出对作者的怀疑，《中庸》到底是不是子思作的。所以他认为这个讲法，是一个无用之空言，是一个空话，没有用。所以，以前讲《中庸》是以允执厥中为重点。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隠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6]《礼记正义》（下），《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2页。
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周公、孔子，努力学习六经，用穷这个字表示他真正下了工夫。北宋儒臣邢昺在经学上很有造诣，他有一次在崇和殿，就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当时是真宗时期，真宗的崇和殿壁上挂的是《礼记图》，就是把《礼记》画成画，有讲解，其中就有《中庸》篇。
什么是中庸？指三年之期。[5]《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
所以当时古文运动的这些人物，都非常熟悉《中庸》思想，对《中庸》思想有专文阐发。真宗表扬了邢昺，而且接纳了他的看法。
第二，儒学之《中庸》。梁武帝的《中庸讲疏》，戴颙的《中庸传》，并没有完整的文献传下来。首先，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孔门专门讲治心之法，那就是说它的重点不是治国理政，而是修心修身，但也不是像佛教所讲的只是修身的，它是从心上做起。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对中庸的思想非常重视，把中庸作为修身之教，但另一方面，他在中庸的理解方面，用的是佛教的中道思想。
《中庸》的思想内容比较特殊，与其他各篇不一样。《礼记》有些篇是对古代礼经及具体的礼文节目的解释，比如说规定丧礼要摆什么祭品，古礼里有一些规定，阐发为什么是这样，作一些具体的发挥、解释、说明。
这可以说是对《尚书》之中德作了明确的发展。比较早期能看到的就是南朝的戴颙，《宋书》记载，他曾为《中庸》作注。
那么真正的文献，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庸》文本，最早它是见于《礼记》。《中庸》思想通过唐代，开始受到大家的很多关注以后，到了宋代，受关注的面继续扩大。
梁肃曾写过《止观统例》一文，按说讲止观是与天台宗有关，但他在文章里面两次引用《中庸》。在此前后，朱熹自己作了《中庸章句》，他早年就开始关心中庸，很早就写成了此书。这样，关于《中庸》题解，郑玄讲了三句话，庸，用也、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郑玄把庸解释为中和之为用，这是从用中的方面来讲。
《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对这个讲法，后世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
《五经正义》，其中《礼》就是指《礼记》，不是《仪礼》，也不是《周礼》。汉唐时期的《中庸》学 这一时期，我们先谈一下经学与《中庸》。
[12]《柳宗元全集》卷二十，曹明纲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从太宗到仁宗这个时代，从智圆到契嵩，与这些佛教大德在推进《中庸》影响的同时，在政治的层面，也出现了一股推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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